谭平山（1886年9月1日-1956年4月2日），原名谭鸣谦，又名谭彦祥，字诚斋，号聘三、诚齐，广东高明（今佛山市高明区）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者、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家。
1917年，谭平山和谭植棠、陈公博、区声白等一批广东青年考上北京大学。1921年1月，在陈独秀的指导下，经过谭平山等人的共同努力，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2月24日，孙中山委任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他参与组织策划"八一"南昌起义。1943年，他与陈铭枢、杨杰、王昆仑等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1944年正式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7年，他领导“民联”开展革命活动，并与李济深、蔡廷锴等商议，决定联合国民党内反蒋民主派别，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9年2月25日，谭平山与沈钧儒、李济深等从沈阳乘火车抵达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当选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召开，谭平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及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1949年10月1日，谭平山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登上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此后，谭平山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3月，他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4月2日，谭平山在北京病逝。
谭平山曾在《政衡》上先后发表了《谁是制造社会革命的工人》《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我之改造农村之主张》等文章。他是中国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早期知识分子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著名政治活动家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组织的主要创建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谭平山还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生做了许多有益于共产党和人民的事，他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民主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
人物生平
青少年时代
1886年9月1日，谭平山出生于广东高明县新元村一个贫寒的缝纫匠家庭。他的父亲谭恢世，原是高要县大乐棠村人，幼年逃荒到高明县，被一寡妇收养为子，曾替人当伙计，还做过货郎，走村串巷摆卖绒线；后来在明城南街开设“和生”小布店，除卖些绒线外，也代人裁缝衣服。母亲李氏则在家中为人缝补衣服，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
他的父亲为改变家庭的下层社会地位，坚持让谭平山上学堂念书，希望他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但父亲病逝后，因家庭生活困难，谭平山被迫停学，到明城教了几年私塾，以弥补家庭经济缺口。他一边教书，一边坚持学习。后来，兄长为成全他的学业，曾将店铺及家中部分财产典当，向族中“祖尝”（族产）借了不少银两，供谭平山继续读书。
在兄长的支持下，谭平山得以继续求学。他为人聪慧，勤勉好学，记忆力强，成绩常列前茅。读完广肇罗中学后，他又以优异成绩考上当时广州有名的两广优级师范本科，成为这所学校的工读生。
在广州读书期间，谭平山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对封建社会制度充满仇恨。四年学习结业后，他到雷州中学担任数学教员，后来又升任校长。
组织中共广东党组织
1917年，谭平山和谭植棠、陈公博、区声白等一帮广东青年考上北京大学。此时，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谭平山看见了新世纪的曙光，焕发出蛰伏的战斗热情。尤其是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影响下，谭平山同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杂志，宣传新文化思想。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帝国主义者强将德国在我国山东半岛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北京城，群情激愤，久已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反帝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5月4日，谭平山和同学们手执“拒绝和约”“还我青岛”“严惩卖国贼”等标语小旗，与北京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约三千人举行示威游行，还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放火烧了赵家楼，因而被反动军警逮捕。5月7日，在全国人民的斗争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的斗争，进一步激发了谭平山的爱国热情。他和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创办了《政衡》，明确提出“政治——主根本的革新；社会——主根本的改造；各种问题——主根本的解决”。谭平山在《政衡》上先后发表《谁是制造社会革命的工人》《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我之改造农村之主张》等理论文章，这些理论观点，反映了谭平山正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化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者。
1920年夏天，谭平山和谭植棠、陈公博、陈达材等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他和谭植棠、陈公博于1920年10月20日创办了《广东群报》，并利用这个刊物继续宣传“五四”革命精神，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促进广东革命群众运动的开展。当时的《广东群报》被誉为“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是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底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恶浊沉霾空气里面的一线曙光”。
1920年8月，谭平山在广州发起建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2月，陈独秀被陈炯明聘请为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接受聘请南来，主要是为宣传马列主义、传播科学与民主等新思潮，并创建广东共产党组织。谭平山当即与谭植棠、陈公博登门拜访，讨论建立广东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广东在建立党组织的过程中，和全国各地一样，都与无政府主义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谭平山经常深入到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较深的理发工会工人中，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各种谬论，鼓动工人加强团结、共同战斗，推翻旧世界、建立革命政权。谭平山还征得陈独秀同意，在《新青年》（这时《新青年》已迁到广州）杂志第九卷第四号上，开辟了《论无政府主义》专栏，公开批判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思想。
1921年1月，在陈独秀的指导下，经过谭平山等人的共同努力，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出席了大会。同年11月，中共中央通知各地成立“区执行委员会”，谭平山被指定为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任中国劳动组合部广州分部主任，负责指导南方的工人运动。
1922年3月，谭平山参加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5月1日，谭平山和邓中夏、张国焘、林伟民、史文彬等人在广州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5月5日，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总统府。陈公博等人没有认真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联孙反陈”的决定，依然与陈炯明保持联系。党中央严厉批评他们“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还派张国焘、张太雷来广州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命令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离开广州。由于陈公博和谭植棠不执行上级决定，被开除党籍；刘尔崧受到党内严重警告。此时，谭平山离开广东，到北京警监学校工作，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工作由冯菊坡主持。直到1922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西湖会议”决定实行国共合作，党中央才决定让谭平山回广东工作。
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会议郑重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确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谭平山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1923年9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广州迁回上海，谭平山被委派为驻粤委员。10月，党中央决定派他作为我党代表，参加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
1923年12月24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筹备改组工作。
谭平山以临时中央委员身份承担了相当繁重的组织工作，先后参加了二十八次会议。他和谢英伯、陈树人、林黄卷负责出版《国民党周刊》，还担任临时中央的书记工作。除此之外，他根据临时执委关于在广州、上海两地进行改组试点的决议，于11月上旬首先在广州区推进改组试点，对国民党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并总结经验，在《国民党周刊》发表《国民党改组中应该注意诸点》一文，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赏。下旬，谭平山又同廖仲恺抵达上海，与北方各省区支部讨论改组工作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事宜。谭平山运用广州区改组的试点经验指导上海的改组工作，亦取得明显效果。在廖仲恺、谭平山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上海本部被改组为驻沪执行部。
这时，孙中山要求加速国民党改组步伐。谭平山和谢英伯、杨庶堪在负责起草《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的过程中，为更好体现孙中山的改组原则和革命精神，在廖仲恺的积极支持与配合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奋战，终于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草案。由于草案采用论文式写法，一些优秀的具体主张未以条文形式列出，在国民党“一大”前夕，李大钊面见孙中山时，认为谭平山等人起草的党纲内容良好，建议修改为宣言形式，以便掌握和宣传。孙中山采纳这一意见，立即嘱咐胡汉民、李大钊会同原起草人谭平山和廖仲恺，参考民国十二年《中国国民党政纲》，修改成后来在国民党“一大”上通过的宣言。
鉴于谭平山在筹备国民党改组中的重要作用，孙中山在商定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时，专门指定谭平山为广州特别区出席大会的代表。1924年1月上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特别会议，决定由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等人组成指导小组，指导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亲自主持开幕式。21日上午，谭平山向大会作《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孙中山及代表们均对报告表示满意。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党章，选举产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谭平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并主持中央秘书处日常事务工作。
谭平山以组织部长身份物色革命人才、发展进步势力。他先后选拔和推荐共产党员杨匏安任组织部秘书，彭湃、罗绮园任农民部秘书，冯菊坡、刘尔崧任工人部秘书，高恬波任妇女部秘书等。
1924年9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谭平山为国民党党团书记。这样，他既参与国民党党、政、军各方面领导活动，又负责统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国民党内的言行步调。
国共合作形成后，以工农为中心的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此时，反动的广州商团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气焰十分嚣张。10月10日，广州人民为纪念武昌起义十三周年举行游行时，商团竟开枪屠杀游行群众，造成数十人死伤；还构筑炮台封锁市面，遍贴“驱逐孙文”“打倒孙政府”等反动标语，并四处捕人，发动武力暴乱。当时孙中山正在韶关筹划北伐，获悉消息后，立即指示在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委派廖仲恺、蒋介石、谭平山等六人为全权委员，任命鲍罗廷为顾问，负责处理商团问题；同时从韶关抽调警卫军及湘、粤军一部回师广州平乱；随后又再三电令蒋介石“坚决镇压商团叛乱”“必尽灭省中之奸兵奸商，以维持革命之地盘”。10月1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电令驻广州各军，迅速“收缴商团枪械”。15日凌晨，在工农群众积极支持下，政府军分五路向商团军发起总攻击，仅经几小时战斗，帝国主义支持的广州商团叛乱即被平定，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谭平山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5年2月4日，许崇智任总司令，统率粤军和黄埔学生军发起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叛军。谭平山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一起，随同许崇智指挥东征。东征军英勇作战、锐不可当，一个多月便将叛军击溃，取得大胜。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不幸逝世。国民党内部反动分子趁机破坏国共合作、分裂革命队伍。谭平山团结左派力量，于4月9日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整顿党纪。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对冯自由、马素、江伟藩等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的非法活动进行处理，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谭平山遵照孙中山遗嘱，坚定贯彻三大政策。他在5月2日发表的《中山先生逝世后之国民党》一文中，无情揭露冯自由、马超俊等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各种阴谋破坏活动，指出：“真正为国民革命而奋斗的国民党员，深知党内不乏反革命分子，深知这种勾结帝国主义及军阀以达个人升官发财为目的的反革命分子，始终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员。这样假冒招牌的国民党员一日不肃清，党内的纪律一日不能整齐，党内的革命方略一日不能施行。”并提醒“全国人民要清楚认清国民党中谁是革命派，更要认清国民党员中的意见哪种是革命派的主张、哪种是反革命派的主张”。
1925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北京两地分别设立临时委员会，广州临时委员会由谭平山和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鲍罗廷组成，负责处理紧急事宜。
1925年12月20日，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夕，谭平山在广东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作《中国国民党全国党务概况》报告。他告诉与会代表，通过国共合作，国民党总体情况是“党的政策发生了效力”；一年多来民众运动日益进步，根源在于党的活动已逐渐深入群众、成为群众的领导。他根据全国党务工作存在的问题，要求今后从不足处设法补救：首先要加强党的纪律，他说：“如党无纪律，只能成为乌合之众，不能成为党……党员的行动应绝对服从党的指挥，在党的政策未决定前，不得胡乱公开发表个人意见；党的政策决定后，更应努力实行。”其次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党员学习兴趣；再次要健全各级组织，“革命的政党如同一架机器，机器有一小部分不健全，便会导致全部机器无法使用。我们同志一方面要确保自身健全，同时要监督其他同志避免不健全”。报告中，除总结宣传、工、农、青、妇运动外，还特别对商人作了客观分析：“以前许多同志或认为商人是革命的领导者，或认为商人不革命。但从实际观察与两三年经验来看，中国的商人实为国民革命群众之一。原因是许多小商人受军阀剥削、战争损失，所承受的痛苦与农工无异；且他们直接受军阀压迫，间接又受买办阶级垄断剥削，在买办阶级压榨中求生，他们对生活改良的要求，即是革命的要求。”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谭平山为大会召开做了大量组织准备工作，会前建议由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4日，谭平山向大会报告代表资格审查经过，随后当选为七人主席团成员。7日，谭平山又向大会作《党务总报告》，全面分析和总结国民党改组以来全国的党务工作。16日，大会再次选举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并任命他为中央组织部长兼秘书长等职。
1926年2月21日，谭平山和陈延年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特别会议。期间，蒋介石于3月20日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由于陈独秀的右倾退让，反动分子气焰更加嚣张。4月29日，谭平山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从北京回到广州时，右派势力已占据上风。5月16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人不得占中央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中央各部长不得由共产党人担任。会上，谭平山作《关于南北政治的报告》，尽管他多方努力反对蒋介石的分裂阴谋，但局面已无法挽回。谭平山只好离开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秘书处，仍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身份开展各项活动。
出席共产国际会议
1926年7月下旬，谭平山在上海参加中共第四届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后，返回广州。此前，国民党在第二届二中全会上通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组织大纲》，规定其任务是审查跨党分子违背纪律及两党党员纠纷问题，并协商处理两党相关的各类重要事件。国民党方面参加联席会议的正式代表为蒋介石、谭延闿、吴敬恒、顾孟余，同时建议共产党方面推举三名代表参会。因此，谭平山遵照党的指示，同瞿秋白、张国焘参加了8月20日在广州召开的国共两党联席会议。
此时，共产国际来电，要求国共双方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共中央决定由谭平山作为中共代表参会，国民党出席该会议的代表为邵力子。1926年10月底，谭平山与邵力子从广东动身，取道海参崴前往苏联。
1926年11月23日，克里姆林宫会议大厅座无虚席，谭平山向大会致贺词，恳请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委会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制定更贴合实际的决议。随后，邵力子也作了简短发言。
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核心议程是听取布哈林、斯大林、谭平山、罗易的报告。11月29日的第十二次会议上，谭平山向全会提交了长篇书面报告，并作口头补充说明。12月2日，他在第十三次会议上又以《结束语》为题发言，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政治立场摇摆不定，因而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任；无产阶级虽也存在一定软弱性，但力量更为集中。因此，中国民族革命只有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他强调，要确保民族革命胜利，需及时解决土地问题，并提出明确要求：政治上，应让农民参与地方管理、武装农民队伍；经济上，需着力解决捐税问题，制止高利贷者对农民的剥削。谭平山的这番分析，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1926年11月15日的第二十七次会议上，谭平山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主席，印度共产党代表罗易也入选该委员会。谭平山代表中国委员会作报告时指出，委员会重新精准评估了中国的阶级力量，确认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族革命的动力；当前革命虽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但领导权应归属无产阶级，广大农民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最后，他恳切请求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给予比以往更切实的指导，关注并更积极地支持中国革命运动。
1927年2月，共产国际遵照斯大林关于加强中国革命指导的指示，决定增派印度代表罗易赴华。当时邵力子需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共产国际主办的反帝大同盟会议。于是，谭平山与罗易离开苏联，经海参崴抵达上海，随后乘船前往广州。
1927年3月初，谭平山、罗易抵达广州。此时国民政府已随北伐胜利推进迁往武汉，谭平山在广州逗留三个多星期后，才动身赴汉口。3月7日，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谭平山未能及时赶到参会，但大会仍选举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政治委员兼农政部长。4月8日，谭平山以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身份，参加武汉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大会通过《为应付目前严重时局，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南京案》。
在武汉国民政府任职
1927年4月27日，谭平山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向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精神，随后与林伯渠讨论农民运动问题，并赴武汉乡村考察，将情况电告斯大林。不久，斯大林复电要求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
1927年5月26日，谭平山以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名义发布布告指出：“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国民革命主要目的之一在乎扶助农民以求解放。”但布告同时强调：“本部职司农政，实负有领导农民、诱导农民之责任，对于农民一切幼稚举动应加以纠正，而对于超出正轨、妨碍大多数农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
自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政府方面，唐生智部下何键与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于湖南长沙制造“马日事变”。谭平山与鲍罗廷、陈公博、谭延闿开会研究对策，决定由谭平山牵头，组成国民党中央查办代表团赴湘（成员包括鲍罗廷、彭泽湘、陈公博及唐生智代表周整山、邓介松）。5月25日，谭平山从徐家棚乘火车出发，深夜1时抵达岳州（今岳阳）。当地驻军第一师副师长兼一团团长周磐假意设宴款待，一面密电长沙张翼鹏。张翼鹏与仇鳌、彭国钧、许克祥等人商议后成立“清共委员会”，急电周磐将谭平山就地枪决。周磐因忌惮两湖革命形势，未敢执行，将电报出示谭平山。谭平山等人遂连夜返回武汉。
1927年6月13日，谭平山与谭延闿、邓演达、毛泽东、陆沈等人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发布《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揭露“马日事变”真相，请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制止许克祥等人的屠杀行为。然而，汪精卫集团反共行径愈演愈烈，国民党召开中央会议不再通知共产党人参加，并以中央政治委员会名义要求共产党员脱离国民党、禁止以国民党名义活动。
1927年7月13日，谭平山与苏兆征遵照鲍罗廷指示，辞去农政部长、劳工部长职务，联名发表《谭平山、苏兆征辞职书》。
策划"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公开背叛革命，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7月16日，中共中央提出利用叶挺、贺龙部队发动暴动，以对抗蒋、汪反革命势力。7月19日，谭平山与李立三赶赴江西九江，主持召开座谈会（参会者包括李立三、邓中夏、瞿秋白等）。会议决定：军事上集中力量于南昌，争取第二十军与我党协同行动，解决南昌城内第三、六、九军武装；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政府，建立新的革命政权。会后，谭平山前往第二十军军部与贺龙面谈，贺龙明确表示支持起义。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成立以他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包括谭平山、李立三、吴玉章、林伯渠、彭湃、恽代英等。前委扩大会议初步确定起义时间。7月29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名义从九江连发两封密电，要求“暴动需慎重”“候他到再决定”。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前委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张国焘提出起义需征得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同意，方能进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起义未能按期举行。31晨，继续开会讨论起义问题，在辩论中，周恩来非常生气地拍着桌子，责问张国泰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次暴动，你的意见与中央派我来的意见不符"。谭平山主张不管什么人的指示，事到如今一定要暴动，于是便和张国焘在会上大吵起来，并指着张国焘的鼻子大骂他一顿。前委经过两天激烈讨论，终于否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举行起义。8月1日凌晨2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武装起义爆发了。战斗至六时，起义军完全控制了整个南昌。上午九时，谭平山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身份，在南昌原省政府西花厅召集了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党部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由宋庆龄、谭平山、恽代英、贺龙、郭沫若、邓演达、张发奎七人组成主席团。因部分成员缺席，谭平山代行主席职权。8月5日，谭平山随起义军南下，途经瑞金时，作为贺龙入党介绍人，主持其入党仪式。
起义军在潮汕地区遭强敌围追，主力溃败。谭平山转移至香港后，多次请求赴莫斯科学习未果。1927年11月，其被开除党籍。周恩来后来评价：“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
迎接新中国诞生
谭平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像一条在大海中航行却失去指南针的小船一样”。但他争取中华民族独立与自由、反对蒋介石统治的决心始终坚定。1928年初，他从港澳返回上海寻找党组织，才得知自己已被开除党籍，从此无法再参加党的任何工作，成为党外人士。
此时，不少国民党左派和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云集上海。谭平山等人决定以孙中山曾使用过的“中华革命党”旗帜，号召全国革命群众反对蒋介石，由邓初民等负责起草政纲，出版《思潮》《灯塔》周刊开展宣传活动。
1930年春，谭平山与回国不久的邓演达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并于8月在上海召开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会议，通过纲领性文件《政治主张》，创办《革命行动》月刊，选出中央干事会。
1933年11月，李济深、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谭平山虽未赴闽，却积极支持该政府活动，推动李、蔡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谭平山退出第三党，但仍坚持反蒋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步步进逼，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联合一致抗日。颠沛流离、东躲西避的谭平山积极响应宣言号召，不顾个人安危前往武汉，参与各类抗日救国活动。
谭平山在武汉的出现引发社会关注，鉴于他的过往地位与影响，各方政治势力纷纷争取他。叛徒张国焘得知消息后，千方百计想与他见面，遭谭平山拒绝；刚被蒋介石释放出狱的陈独秀也抵达武汉，谭平山在汉口南京饭店与他会面，因政治观点分歧不欢而散。
不久，谭平山参加了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恢复国民党党籍，被任命为国民党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指导委员、设计委员（周恩来时任该部副部长）；国民参政会成立后，他连续担任历届参政员。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蒋介石政府迁往重庆，谭平山随行前往。此时，他已察觉蒋介石正将重点由抗日逐渐转向反共反人民——尤其是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取消了抗日初期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争得的部分民主权利，谭平山终于看穿蒋介石“抗日救国”的虚伪面目。此后，他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他进步民主人士的交往日益频繁。
中国共产党注意到谭平山的思想正转向人民革命。1939年冬，谭平山参与国民参政会斗争期间，周恩来、董必武常到他家拜访，关心他的思想、工作与生活，及时传达我党对形势的判断、方针政策，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前往延安解放区，请求党重新审查考验自己，希望早日回到党的怀抱。周恩来建议他留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认为这样更能发挥作用，谭平山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1941年初，谭平山得知中国共产党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也毅然拒绝参会，并特地将家从重庆迁至成都居住。1942年返回重庆后，他于1943年初与陈铭枢、杨杰、王昆仑等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1944年正式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1月，“民联”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特园召开，通过纲领与章程，谭平山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
1946年秋，谭平山从重庆回到上海，对蒋介石卖国、独裁的真面目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坚决拒绝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持续揭露其反革命阴谋。蒋介石因此想方设法欲加害于他，谭平山在各方人士规劝下，于1947年四五月间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当时，不少民主人士相继抵达香港，谭平山继续高举反蒋旗帜，领导“民联”开展革命活动，并与李济深、蔡廷锴等商议，决定联合国民党内反蒋民主派别，共同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参与者包括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李章达、冯玉祥等人。
1948年元旦，谭平山当选为民革中央领导成员。5月1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召开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谭平山坚决拥护这一主张。9月13日，他化装成商人乘船离开香港，30日抵达哈尔滨。中共中央立即指派李富春等人拜访谭平山、蔡廷锴等，共同商讨新政协筹备会的性质、任务及代表名额分配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签署协议。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22日，谭平山等55人联合署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坚决支持并热烈拥护毛泽东的声明，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推翻南京独裁政府，将革命进行到底。26日，谭平山参加中共东北中央局、东北政委会、东北军区及东北各界人民代表举行的欢迎爱国民主人士大会。2月1日，他与其他人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9年2月25日，谭平山与沈钧儒、李济深等从沈阳乘火车抵达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并当选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9年4月3日，谭平山等与毛泽东发表联合声明，反对美、英、法等12国政府签署《北大西洋公约》。6月15日，他在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经过三个月紧张筹备，9月21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召开，谭平山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及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
1949年10月1日，谭平山随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登上庄严的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亲眼见证毛泽东主席升起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此后，谭平山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3月，他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人物去世
1956年4月2日，谭平山在北京病逝。
人物作品
谭平山在《政衡》上先后发表了《谁是制造社会革命的工人》《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我之改造农村之主张》等文章。
家庭关系
后世纪念
谭平山故居位于高明区明城镇明阳村委会七社村，始建于清朝，是继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和蔡廷锴故居后，广东省第三个民革党史教育基地。
三谭（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革命事迹展览馆位于高明区明城镇明七路325-6号。三谭革命事迹展览馆于1997年12月被中共佛山市委、佛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佛山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4年12月被公布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7年6月被公布为佛山市党员教育基地，2013年12月被公布为广东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2021年7月被公布为佛山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人物评价
高明人谭平山是中国现代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是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广东共产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南方日报评）
谭平山的人生经历充满沧桑沉浮。他的一生做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他是一位对中国革命有过贡献的民主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广州教育评）
谭平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建树、有影响的民主革命家。1910年至1916年谭平山在湛江工作期间，对在当地传播革命思想和发展教育事业做出积极贡献，是湛江党史研究的重要人物。（佛山市高明区谭平山研究会评）
谭平山.谭平山.2025-09-30
谭平山在重庆:历经风雨再同舟.新浪财经.2025-09-30
谭平山:同一切旧势力斗争.凤凰网.2025-09-30
马潇:革命者的人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南京市委员会.2025-09-30
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与李大钊并称“南杨北李”，面对蒋介石劝降大义凛然：“死可以，变节不行！”.今日头条.2025-09-30
谭平山故居民革党史教育基地揭牌.中共佛山市委宣传部.2025-09-30
三谭革命事迹展览馆.佛山市高明区政府网.2025-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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