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中国的一个地域空间)

江南是中国一个地域空间。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江南的地理范围是不同的。江南地理范围的内涵大致包括四个方面：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

江南是个具有一致气候特点的地域，这个地域比人们惯常认为的“江南”要广大，可称之为“大江南”。这一地域的主要气候特点是：春雨、梅雨、伏旱，以及冬季的阴沉细雨和阴冷。江南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理环境大致分为平原水乡、山地丘陵和盆地。江南境内的河流多为长江水系，江南湖泊很多，是中国淡水湖泊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江南地区风景独具特色，园林与古镇堪称其代表性景观。这里园林文化昌盛，在长期发展演变中形成了鲜明风格与深厚内涵，因而成为中国园林研究领域的重要关注对象。

五胡乱华时期，北方士族和百姓因战乱与社会动荡大规模南迁，建武元年（317），司马睿到建康（今南京）建都，中原士族大家相随南逃，史称“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中原文明南迁。李世民贞观元年以山川形便原则分天下为十道时，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省西部迤东直至海滨，这是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江南地区的繁盛富庶在唐代已出现。在明代，太湖周边的苏州市、吴江区、常州、嘉兴市、湖州市诸府地区，已经形成为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已经初步形成，当时以苏州、杭州市为中心城市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江南长期是中国经济史上最为重要的区域，千余年来的发展使得江南形成了人文、自然诸方面具有共同特性的区域，其核心是太湖平原。

历史沿革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江南”一语所指称的地域范围发生过很多变化。在先秦、秦汉人心中，江南是一个极宽泛的概念，是北方人对于南方的一个泛称。

早期的“江南”，更多时候指的是长江中游以南、南岭以北的区域，即今天的湖北中南部至湖南省一带。典籍中的江南，是以楚国故都荆州为中心，向南发散的地理单元，既是秦末三楚中“南楚”的组成部分，也是汉代十三部州内“荆州”的主要区域，是名副其实的“荆楚之南”。此时，“江”并非“长江”的专称，“江南”也可指向长江下游，且早期的“江南”一词，跟“水乡”“繁华”等意象无关，只是一个大概范围，存在许多不确定情况。

地名“江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行政区地名中，是王莽篡汉时将夷道县改为江南县，该县在今天的湖北省枝城市，这表明湖北属于秦汉的江南地区。据历史地理学考证，秦汉时期的江南，主要指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省全部，是从春秋战国一脉相承下来的。

从东汉末年的战乱开始，“江南”与“江东”的概念开始混同。自孙吴、东晋至于南朝，南方政权皆以建业/建康（今天的南京）为政治中心。六朝更迭，均以长江下游南方地区为统治中心，数百年的分裂，使得“江南”一词在当时的语境中，增加了“江南政权”这一层含义。作为江南政权的核心统治区域，以今天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常常成为“江南”一词的指代对象，下游开始取代中游，“扬州市”逐渐压倒“荆州市”。有时北方人干脆直接用江南来指代南方诸朝廷，比如北魏改革家拓跋宏称赞南梁人物时说：“江南多好臣。”

随着“江南”重心东移，其形象也开始转变。南朝文学家谢朓在《入朝曲》中赞美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江南”逐渐摆脱了“丈夫早夭”的阴影，开始与经济、文化的发达联系起来，“佳丽地”一词也成为古人赞美江南时的高频词之一。

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李世民贞观元年（627年），以山川形便原则分天下为十道时，江南道的范围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省西部迤东直至海滨，这是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南北统一以后，唐朝设立了幅员辽阔的“江南道”，将中游与下游全部囊括在内。开元二十一年（733），唐朝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江南西、黔中三道，分别进行管理。从此，中游与下游再不曾同在一个行政区划中。

在节度使林立的唐代中后期，江南东西两道又被划分为不同节镇。江南西道衍生出湖南等节镇，其余仍称江西省；江南东道则衍生出浙西、浙东地区、福建省等节镇。浙西一镇管辖今天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一带，包括苏州市、湖州市、常州、杭州市、镇江市（今镇江）、睦州（今建德市）等地；浙东一镇管辖今天浙江东南部，包括越州（今绍兴市）、明州（今宁波市）、台州市、温州市、衢州市、婺州（今金华市）、丽水市（今丽水）。从唐朝白居易《忆江南》中的苏杭两地，再到宋代“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全部集中在浙西一镇。

自唐末五代十国到南宋，浙西、浙东两镇或分或合，总称“两浙”。这一地区，构成了两宋时期“江南”的核心区域，总体符合现今中江南地区的范围。宋室南迁之后，“江南”再次成为江南政权的代称，《元史》所谓“至元十三年，平江南”者是也，南宋统治核心在以杭州市为中心的两浙地区，此时的“江南”常常与浙江省互为表里。

至迟在明代，太湖周边的苏州市、吴江区、常州、嘉兴市、湖州市诸府地区已经形成为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中往往以五府乃至七府（加上镇江、杭州）并称该地区。因此，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而且这个经济区当时是以苏、杭为中心城市的，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

明朝建立以后，对浙西进行了拆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市等地直隶南京，其余杭区、嘉、湖等地归浙江布政司管辖，正式奠定今天的江浙两省边界。明清语境中“江南”的核心范围，大致包括苏、松、常、镇、杭、嘉、湖、应天（江宁）以及后来从苏州市分离出来的太仓州。广义的“江南”，还包括安徽的徽州、浙江省的绍兴市、宁波市等地，与今天“吴语区”的概念多有重叠，具备独特的经济、文化象征意义。

清朝攻克南京后，废除其首都地位，在原直隶南京管辖的地区添设江南省，范围相当于今天江苏省、安徽两省之和，这是“江南”一词最后一次存在于官方行政区划之中，但清朝江南省的设立，也无法将长江以北纳入“江南”之中。

千余年来的发展使得江南形成了人文、自然诸方面具有共同特性的区域，其核心就是人们熟知的太湖平原。大约公元前11世纪，周太王古公父的儿子姬泰、仲雍从中原出逃至江南，在今无锡梅里一带建造小城，名“太伯邑”，城临湖而筑，太湖因而得名。太伯、仲雍将中原地区的文化带入江南，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吴文化。

太湖是中国东部近海地区最大的淡水湖，这里流域密集的水网，自古就有“八百里太湖跨三州”之说。太湖河道自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商旅往返，船乘不绝，造就了一个富庶的江南，也造就了一个文人会集的江南。

2007年，气象学者、地理学者、历史学者、经济学者、中文学者和语言学者分别从自己的视角为“江南”划界。在论述中，“江南”呈现了迥然不同的面貌，“江南”是一块由民意划出的地域。

区域范围

综述

“江南”是一个变动不定的历史概念，依据不同的划分标准，“江南”的地理范围各不相同，在有关论著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学者心目中大小不一的“江南”，究竟孰是孰非，似难简单断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沈学民、李伯重、周振鹤等学者对此也曾先后有专文论列，然因标准不一，观点仍不尽相同。于此可见，要想对“江南”范围达致共识，首先必须在认识标准上求得相对统一。大致而言，江南地理范围的内涵应包括四个方面：自然地理、行政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

自然地理范围

江南，仅从字面意思理解，指的是长江以南的区域。但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当人们使用“江南”这个词时，所指的地域范围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着不同的界定。据学者考证，“江南”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时期。当时，它所指的范围非常小，仅是楚国郢都（今江陵）对岸的东南一小片地段。到了战国时期，楚国在长江南岸不断开拓疆土，领土面积日益扩大。随着楚国势力的延伸，“江南”的范围也相应地向东南方向扩展，逐渐涵盖了今武昌以南以及湘江流域。

秦汉，“江南”有了相对明确的主要指代范围，主要是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具体包括今湖北南部和湖南省全部，向南一直延伸到南岭一线。不过在实际运用中，“江南”所涵盖的范围比较宽泛，其使用较为灵活，能让人大致明白所指区域。例如李斯在《谏逐客书》中提到：“江南金锡不为用，谯蜀丹青不为采”；《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郡”。由于金锡向来被看作是东南吴越地区的特产土贡，由此可以推断，在秦汉人的观念里，“江南”包含了今长江下游的江浙。

然而，与长江中游的江南地区相比，秦汉时期人们在指代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时，使用频率更高的还是“江东”“江左”等名词。“江东”是因长江自芜湖市至南京段向东北方向斜流，以此段江为标准来确定东西方向而得名，大致指今安徽南部、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部等地；“江左”和“江东”意思相同，因为古人以东为左，所以有了这样的称呼。

自孙吴立国江东，江东经济文化在经过秦汉数百年的相对沉寂之后，开始得到新的发展，其后历经东晋、南朝，首都建康已经形成为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随之，“江南”所指的范围也由西向东转移，成为一个意有所属的特指概念。南梁文学家谢朓在《人朝曲》中所赞叹之“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为理解“江南”提供了两条线索；其一，此时江南的范围已由长江中游的两湖地区移至下游的江浙一带；其二，“江南”一词的内涵与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相联系，故而被誉为“佳丽地”，后人以“塞北江南”来喻指北国风光，其着眼点也正在于此。自然地理学者眼中，“江南”是指长江以南的地区。长江以南有一大片丘陵地区，区域的北面是地面宽广低平、起伏不大的长江中游平原；东部和东北部是长江和浙闽独流入海水系的分水岭；西部经武陵山和雪峰山与云贵高原相连接；南部与南岭山地相邻。区域内镶嵌着一些山地，大体上是以相对高度小于100米的丘陵为主。因地处长江南岸，又与长江水系有直接关联，所以，被统称为“江南丘陵”。

气候地理

在气象学者眼中，江南是一个具有一致气候特点的地域，该地域比人们惯常认为的“江南”要广大，可称为“大江南”。其范围是淮河以南，南岭以北，大约东经110度以东的大陆地区，以及台湾省的最北端。最狭义的江南，是行政意义上的江南，是指江苏省南部、浙江省北及部其附近地区，也就是“乾隆下江南”或宋王安石“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江南，或范围更大一些的古代地区名（省、路、道）等等。

行政地理

最早以“江南”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是王莽改夷道县（今湖北省枝城市）为夷道县，但王莽改制昙花一现，江南县旋改旋废，所以鲜为人知。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朝廷依据山河的地理形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其中，江南道的范围最为广阔，它涵盖了现今长江以南、南岭以北的区域，西边起始于四川、贵州，东边一直到海滨，几乎占据了近半个中国，是真正意义上广袤的“江南”地域。到了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江南道被拆分为三部分，分别是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其中，江南东道包括如今的苏南、上海、浙江、福建，以及部分皖南和赣东北地区。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江南东道又进一步细分为浙西、浙东（浙江东道与浙江西道时有分合情况）、宣歙、福建四道，浙西管辖现今的苏南、浙北、上海等地。与此同时，江南西道也被一分为二，成为湖南道和江南西道（简称江西道），这便是如今湖南、江西两省名称的由来。唐朝初期设置道，原本是朝廷派遣京官巡察州县的监察区域。安史之乱后，负责巡察的观察使大多由掌握军政实权的节度使、团练使等兼任，于是道就从监察区逐渐转变为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区。

宋朝时，将道改为路，设置了江南东、西路。江南东路管辖一府（江宁）、七州（宣、徽、江、池、饶、信、太平）、二军（南康、广德市），大致包括现今的南京、皖南、赣东北部分地区；江南西路的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现今的江西省全省。在现今镇江以东的苏南、上海、浙江地区，宋朝设立了两浙路，建炎南渡之后又将其分为浙东、浙西两路。浙西路包括临安、平江、镇江、嘉兴四府，安吉、常、严三州，江阴军，也就是环太湖的苏南、浙北及上海地区，与唐代的浙西道范围相近。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朝把明朝的南直隶改为江南省，其辖区包括现今的江苏、上海、安徽三省市。顺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设置了左、右布政使，左布政使驻扎在江宁，管辖现今安徽及苏北地区共九府四州；右布政使驻扎在苏州，管辖江宁、镇江市、常州、苏州、松江五府，这为江南地区分省迈出了第一步。此后，江南省又增设了一名巡抚和一名按察使，划分区域进行管理。到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江苏、安徽分省最终确定下来。由于江苏事务繁多，又增设了一名藩司，“将江、淮、扬、徐、海、通六府州划归江宁藩司管辖，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划归苏州藩司管辖”。尽管江南省最迟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就已经完全分立，但直到晚清时期，人们习惯上仍常用江南省来指代江苏省。例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七月，给事中孙宝善在奏折中就称“江南省之徐州市府” 。

在历史学者看来，江南是中国极为特殊的地区，“江南”所指地域范围自古多变。近代，江南指镇江市以东的江苏省南部及浙江省北部，狭义仅指太湖流域；而古代其涵盖面辽阔得多。

较为确切的江南概念于唐代最终形成。李世民贞观元年，依山川形便原则将天下分为十道，其中江南道完全处于长江以南，自湖南省西部延伸至海滨，是秦汉以来最名副其实的江南地区。唐代江南已呈现繁盛富庶之象，唐人描绘宁夏平原风光时便用上了“塞北江南”一词。

自唐代起，江北的扬州市一直被视作江南，至清代初年仍属江南范畴。明清时，以苏州市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都超越了扬州。清代后期，尤其是近代以来，扬州地位骤降，不再被视为江南；不仅扬州如此，连镇江市也被归为江北。

经济地理

江南的经济地理范围是明清经济史学者关注的问题之一，但从来没有达致统一的认识。在有关学者的论著中，江南大则囊括苏皖南部、浙江省全省乃至江西省大部，小则仅有太湖东部平原之一角，界乎其中则有苏松常镇或苏松嘉湖四府说、苏松杭嘉湖五府说、苏松常杭嘉湖六府说、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八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徽九府说、苏松常镇宁杭嘉湖甬绍十府说等等。为此，李伯重先生根据施坚雅的区域研究理论，提出划分“江南地区”范围的两条标准：其一，该地区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其二，该地区具有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和经济水平的接近性。所谓“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好还属于同一水系，使其内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李伯重显然接受了施坚雅的“地域即河川流域”的理论，强调水系的功能。区域内经济联系的紧密性则主要采纳了施坚雅的高层中心地（high-level centralplace）理论，即“一个经济区应当有一个人口和财富集中的核心，围绕这个核心的是一些人口和财富密度逐渐递减的同心圆。该地区的主要城市的商业腹地都在该地区的边界之内，这些城市之间的商业联系很密切，而且最密集的城际贸易几乎都在该地区的核心部分”。据此可以认定，明清江南地区苏、松、太、常、杭、嘉、湖、宁、镇八府一州应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经济区。首先，该地区由太湖水系和江南运河连为一体。其次，该地区已形成几个具有高层中心地功能的大中商业城市，而八府一州就是这些高层中心地的基本经济腹地。第四，该地区已形成了一种具有核心——边缘关系的地域分化结构，在最高层中心地苏州市周围，由南京、杭州市、松江区（明）——上海市（清）构成了一个三角形的核心区。

李伯重划定的明清江南地区的范围与台湾学者刘石吉的界定相一致，并得到国内不少学者的认可。然而就在这八府一州的范围内，无论是地形地貌、抑是经济水平都存在着明显的东西部差异，仅仅依据水系河流与经济联系来界定江南这一历史形成的概念尚嫌不足。李伯重也认为：“在这个经济区与严格按照施氏标准界定的经济区之间，也存在着一个重大差别，即：此地区的一些大城市的商业腹地，大大超出了此地区的边界。其中南京和杭州市两大城市既是苏、浙二省的省会，而且地理位置又靠近这八府一州的西部边界，所以它们的商业腹地并不完全局限于边界之内”。“就是江南一些专业化的市镇，贸易范围也往往越过上述边界”。但“总的来说，这个地区内各中心地之间的联系大大超过它们与外地的联系，它们各自的基本商业腹地主要还是在这个地区之内。这种密切的内部经济联系，使得该地区确实可称为一个经济上的统一体”。如此说来，这一经济区域范围的确定，在依据两条客观标准的同时，仍然掺进了较强的主观判断因素，以八府一州作为一个完整的经济区与作者所设定的两条客观标准之间仍存在着一定距离。

再从具体研究中学者所持观点看，日本学者对江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太湖平原的苏松太常杭嘉湖六府一州；美国学者更多的是从事具体地方的研究，冠以“江南”的极少。即使国内一些学者，在认同江南八府一州范围的同时，实际研究仍集中在东部地区。同样，李伯重在新近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中，“为了讨论的方便，将所论的‘江南’地区限定于地理学中的江南平原（或太湖平原），范围大体包括宋代浙西路辖下的苏州市（平江府）、常州、秀州（嘉兴市府）、湖州市与江阴军。”在刘石吉统计的《明清两代江南千户以上市镇表》中，所有千户以上的市镇均集中于太湖周围各州县。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尤其是太平天国以后，这种东西部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84年，中国政府划分的“上海市经济区”，以上海为中心，加上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市、杭州市、嘉兴、湖州、宁波市、绍兴市，共10市55县，面积占全国的0.8%，人口占全国的5%，而工农业总产值占全国的15%，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经济学者认为，至迟在明代，太湖周边的苏州市、松江、常州、嘉兴市、湖州市诸府地区，已经形成为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官方文书和私人著述中往往以五府乃至七府（加上镇江市、杭州市）并称该地区。因此，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已经初步形成，而且这个经济区当时是以苏、杭为中心城市的，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江南核心区域是太湖平原。

文化地理

周振鹤先生在（释江南》一文中总结说：“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有经济意义——代表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取得范围"，将“江南"解释为一种文化概念，无疑为我们界定和理解“江南”提示了一条重要思路，可惜文中未作申论。

从文化而言，宁镇地区与太湖平原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就表现出风格各异的区域特色。在新石器时代，太湖流域的文化发展序列是罗家角早期遗存、马家浜遗址、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陶器纹饰风格以素面为特色。宁镇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发展序列是丁沙地文化类型、北阴阳文化、昝庙一期、昝庙二期，陶器纹饰风格多为素面，但软陶泥占有一定比例，其文化特征接近于江淮平原的薛家岗文化和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这主要是因为宁镇地处南北交通要道，因而更易受到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在商朝，宁镇地区的湖熟文化与太湖流域的马桥文化存在着较大差异。湖熟文化的文化渊源主要是继承了该地区的新石器晚期文化和中原的商文化；马桥文化则因为与本地的良渚文化之间存在着数百年的文化断层，其文化主源头来自南方的几何印纹陶因素，以及部分夏文化因素，因而其发展水平反而出现倒退现象。商末周初句吴国建立之后，宁镇地区与太湖平原因同处吴国境内而出现文化整合，但由于缺乏可资说明的文献、考古材料，还遽难定论其整合至何种程度。

晋室南渡后，大量北方士族侨居宁镇地区，仅京口区（今镇江市）的侨民多达22万，比土著居民还多2万。由于人口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从而带来宁镇地区方言、风俗直至文化面貌的巨变。太平天国战争中，宁镇地区人口损失惨重，战后江北等地移民大量涌入，宁镇地区的方言便逐步融入到江淮官话方言系统，脱离了吴方言区。今以丹阳市、金坛区、溧阳市、高淳区以西属江淮官话，以东则属吴方言，泾渭分明。与宁镇地区相比，太湖流域是孙吴土著士族聚居地，北方侨姓士族新来乍到，为求和平共处，遂避开吴姓士族而向浙东地区发展，保证了太湖流域文化的连续性和相对独立性。

从《宋史·地理志四》中可以清楚看到，江南东西路（含江宁）与两浙路之民风有着鲜明的不同。江南东西路，“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然”；两浙路，“人性柔慧，尚佛塔之教。俗奢靡而无积聚，厚于滋味。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明清时期，宁镇地区与太湖平原的民风习俗之差异仍是清晰可辨。如正德《松江府志》载：松江.人“信鬼好祀，至今为然，而乡落为甚，疾病专事祷祈，有破产伤生而不悔者"；“尚清雅，饰玩好，境内皆然，而西南为盛；畏首事，喜随众，则府城以之”。乾隆《元和县志》载“苏州古城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安逸乐，兢侈靡。虽舆台贱隶，高门大宅，御舆乘马，衣服不衷，饮馔无度；即妇人女子，轻装直髻，一变古风，或冶容炫服，有一衣之值至二三十金者。……文繁而质寡，外富而中贫”。

与苏松地区相比，宁镇地区民风显得较为淳朴。明弘治、正德年间，金陵人顾磷说：“吾乡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冲融，重义而薄利，风俗之美，喜文艺而厌凡鄙，得天地之灵懿焉”。万历以后，金陵民风也开始出现较大变化，在溧水县，民风士气依旧淳朴。据光绪《溧水县志》载：万历时，“溧之民朴而啬施，捐而寡合……妇女不出户，力勤纺绩。寒士不耻恶衣恶食，富者行街坊不乘舆马，士大夫不听无籍投售为奴仆，栋宇不作斗棋施绘采，衣服不慕纨绮，饮食不求珍异。……婚嫁重门户，纳彩、纳币、请期及亲迎、庙见，皆遵古礼。……大姓聚族而居，重世系，异姓不得人谱。……乡里淳朴之氓，不见外事，安于畎亩，衣食务本力农”。与溧水区紧邻的溧阳市县，清朝康乾时期，还是“民俗果毅，务本植谷，不事商贾”。“聚族而居，崇尚谐牒，多有宗祠，朔望供饭焚帛。绅士显贵，不计奁财。村有学师，轩文而轻武”。高淳区县至民国时期仍是“崇孝义与太湖平原应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区域。

按照方言的习俗进行归类，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南地区可分为六大方言区。相关学者认为，这些区域都可以看作是江南。其中，以江浙一带吴语区最具代表性。《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对“江南”一词有两个解释：一是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即江苏省、安徽两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北部；二是泛指长江以南。“江南”一词的两种含义可分别叫做“小江南”和“大江南”。“江”字本指长江，因此无论大江南、小江南，都在长江以南。从方言角度来看，现代汉语里的小江南与吴方言的分布区大体重合，但后者范围要略大一些（江北稍有分布，往南延伸到浙江省和赣东北）。现代汉语里的大江南与南方方言的分布区也大体重合，但后者范围要小一些，是排除了长江上游以南地区。

地理环境

地形地貌

江南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地理环境大致分为平原水乡、山地丘陵和盆地。

平原水乡

江苏省南部与浙江北部属于平原水乡区域，分别有苏南平原、浙北平原，浙江东南沿海也有平原分布。

苏北平原的主要城市包括徐州、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5个省辖市。

杭嘉湖平原平原主要包括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杭嘉湖平原是长江三角洲的组成部分，地势十分低平，河网纵横交错，主要分布着杭州市、嘉兴市和湖州市等城市。宁绍平原地处浙江东部沿海，宁波市和绍兴市是其主要城市。此外，在浙江东南沿海丘陵地带存在平原区，自北向南分布着温黄平原、温瑞平原等。温黄平原因温岭市、黄岩区两地而得名；温瑞平原则是以温州市、瑞安市两地命名。

山地丘陵

山地丘陵地区通常也被称作山区。实际上，山地和丘陵之间的区别并非是绝对的。山地与丘陵都属于高于海平面的隆起地貌类型。二者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即地面都有起伏，但起伏程度不算大。一般而言，海拔达到500米以上，且相对高度低于100米的，被定义为山地；而海拔处于200米至500米之间，相对高度通常不超过200米，地形分布较为杂乱、无规则的，则被称为丘陵。皖南、赣东北、浙江的东西部地区以及浙南，都属于山地丘陵地带。其中，浙江的山地和丘陵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0.4%。

盆地

浙江的盆地主要集中分布于中部区域，可划分为浙东盆地、浙中盆地以及浙南盆地。

浙中地区分布着多个丘陵盆地，例如诸暨盆地、嵊新盆地、天台盆地、仙居盆地等。金衢盆地处于千里岗与仙霞森林公园两座山脉之间，沿着衢江延伸展开，它是浙江规模最大的盆地。

浙南中山区是钱塘江地势的最高区域，省内的钱塘江南源以及瓯江都发源于此。该区域的山间分布着一些面积较大的盆地，主要有丽水盆地、松古盆地等。

山脉

江南的山脉主要安徽的黄山、九华山和浙江省的千里岗、仙霞岭、洞宫山、括苍山、雁荡山、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及天目山山脉等。最高峰黄山莲花峰海拔1860米。

气候特征

江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江南的气候特征。江南北面紧邻东西走向的长江，东临东海，南邻南岭山脉。江南地区的主要气候特征是夏季高温、湿、多雨的湿热和冬季阴沉细雨的阴冷。

在冬春季节，北方的冷空气南下，常常停滞于南岭北坡;北上的暖空气却越过南岭山脉之后与冷空气混合，形成江南地区的冬春寒雨，使江南地区成为同纬度冬季气温最低而湿度又大的地区（高原除外）和春季多雨地区。冬天阴冷为江南气候的第一特色。绵绵春雨是江南地区气候的第二特色。初夏季节，大约六月上中旬左右江南地区会进入它所特有的季节--梅雨季节，江南地区气候的第三个特色，俗称话梅季节（此时正值杨梅成熟）。这是由于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季节性北上，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相遇产生锋面雨。副高压继续北上，在盛夏时节控制江南地区，这时江南地区变成了全国最为问热、大面积高温的地区。此时季节称为伏旱，这也就是江南气候的第四个特色。江南冬季阴冷、潮湿和夏季酷热、闷湿天气使江南地区成为世界同纬度人体感觉最为不舒适的地区。

根据香港天文台提供的资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提供的《建筑气象参数标准》中有关江南城市各参数，可以归纳出江南地区有如下共同的气候特点：

（一）全年日照市时数在1600左右，年日照百分率25-50%，年中午最低入射角高于 35 度。

（二）年平均空气温度15.7-18.7℃，最热月平均 31.6-33.4C，最冷月平均-2.2~-17.4℃，年较差11-19℃，日较差5--10℃，极端最高温度38-43℃，极端最低温度13--17.4℃。

（三）最热月平均空气湿度75--91%、最热月12时平均空气湿度50-80%，最冷月平均空气湿度60-85%。

（四）年平均降水量900-2200毫米，日最大降水量350-700毫米。

（五）除个别特殊地理位置的城市外，年平均、夏平均和冬平均风速一般1.3-3m1s，冬平均风速比夏平均稍大。冬天风向多北风，风频20-30%，夏天风向多东南风，风频10-20%，而静风几率全年都在30%左右。

（六）全年雷暴日数接近10日。

水文特征

河流

江南境内的河流多为长江水系。此地区水系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主要河流大部分源短流急，流域面积狭小。江南第一大河流是钱塘江，其正源新安江出自安徽省徽州地区，南源衢江。两江在建德市梅城镇汇合，注入杭州湾。皖南的主要河流为新安江，新安江为钱塘江正源，境内干流长240公里。建德以下较大的支流还有分水江、壶源溪、浦阳江、曹娥江等。

曹娥江被认为是钱塘江最后一个大支流。其它主要独流入海的河流，还有瓯江、灵江、甬江、飞云江、鳌江等。位于浙江省北部的苕溪注入太湖，属于长江流域的一部分。京杭大运河属人工河流，在江南境内称为江南运河作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历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

湖泊

江南湖泊很多，中国淡水湖泊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分布在江南的湖泊有132个，占全国湖泊总数的63%。其中，五大淡水湖中有三个湖泊位居该区域。大一些的湖泊有苏南太湖、西湖、江西鄱阳湖、南湖、绍兴东杭州湖、东钱湖及人工湖泊千岛湖。太湖是中国东部近海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流域密集的水网，自古就有“八百里太湖跨三州”之说。太湖河道自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商旅往返，船乘不绝，造就出一个富庶的江南，也造就了一个文人会集的江南。“江南”地域特殊，没有清晰的边界。

经济

因为江南文化的开放与创新，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长三角一直是中国引进外资最多的区域之一，也是全国经济最活跃，创新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表现出强烈而鲜明的外向型经济发展特征。

实际上，江南之地一直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起点。西方列强进入中国首先是从包括江南在内的沿海地区开始的，所以江南也是产生和发展国际贸易最早也最多的地区。加之江南自宋以来，一直领先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因此，为自强救国，当彼时那些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江南之士，率先喊出“工商为先”、“实业兴国”的口号之后，江南地区率先主动学习起西方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经济知识，率先发展起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20世纪20年代以后，江南地区在棉纺、面粉、缫丝、火柴，雪茄、机器修造等各行各业均出现了集中化程度很高的民族资本集团。比如，张謇的大生纱厂，荣氏兄弟的保兴面粉厂、申新纺织公司，穆湘玥的恒大纱厂，聂云台的恒丰二厂、中国铁工厂，颜惠庆的江南水泥厂等等。江南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名副其实的摇篮。

在中西文明对冲下，面对内忧外患，外国企业的挤压，怀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和深沉的社会责任，近代的民族工商业表现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著名银行家，被誉为中国摩根的陈光甫，其成功之道就在于大胆创新。为抵制国际经济侵略，1915年，陈光甫筹资10万，迎难直上，在上海市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专攻小额储蓄，凭着“一元开户”“整存零取”破局开路，短短数年便声誉鹊起，到1935年，他的银行从区区七八万元资本、仅仅七人的规模，成为拥有500万元资本、40多家支行的中国第一大私人商业银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40多年来，江南地区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1984年，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外经济被提高到战略高度，位于长三角的苏南地区率先抓住这一历史发展机遇，率先提出外资、外贸、外经联动并举的经济发展策略；并积极帮助乡镇企业借水行舟。多方举措之下，长三角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序幕就此拉开。

文化

综述

江南文化传统的形成经历了几个阶段，商周以前是江南文化的发轫期，春秋战国是成型期，秦汉是发展过渡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是转型发展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江南文化特征经历了由尚武向崇文的转变，文化地位也经历了由偏远到成为中心的转变。

地域文化

南北朝及唐代“江南”已经作为风景优美物产富饶的代称而用于形容某一北方地区，宋乐史《太平寰宇记》载：“后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唐代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这两处塞北与江南不是对举，而是塞北的江南之义，是从文化意义上来使用的，可见此时“江南”不单是地域概念了，还有了鲜明的文化内涵。

科教文化

江南文化具有突出的崇文特征，社会普遍崇尚文教，重视文化教育。东晋以后江南士族多以文才相尚，刘知几云：“自晋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晋朝南梁统治者对文教的提倡也是形成崇文状况的重要因素，萧衍、萧统萧统、司马昱萧纲、萧绎都才华横溢，能诗能文。他们广泛接纳文士，频繁进行文学活动。梁朝君臣对待文学的态度确实对社会风气的转变有着巨大的作用，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公学、家学发达，世家大族藏书、读书风气盛行。学校的建立加速了文化的传播，也促进了民风的转变。经唐至宋以后崇尚文教一直是江南文化最鲜明的特征。

明代江南文化教育之兴盛，始于重教之风气。江南地方的崇学重教，在各地方志中屡有提及，如洪武的《苏州市府志》就说“虽闾阎村僻之所，莫不置句读师谈迁童蒙”。崇学重教使得江南出现了众多的文学者，其中不乏饱学之士、巨匠大家，明代许多著名儒士都出自于江南。其实在宋时郑毅就曾说过：“平江、常、润、湖、杭、明、越，号为士大夫渊蔽，天下贤俊多避地于此”@据有学者对两宋人物统计，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大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至元朝，在异族统治下的文人知识分子苦无出路，纷纷择地隐居，江南则成为其汇聚之地。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中说当时大量北方士人“视江南如天上，宜乎谋居江南之人，贸贸然来。”"以至到了明代，江南人文盛况更为蔚然，从明代江南中进士人数上即可窥见一斑。就范金民先生所统计，明代共有进士24866人，江南为3864人，占全国总人数的15.54%，即不到七个进士中就有一位江南人士。其中文魁更是以江南人居多，明代共有89位状元，江南就有21人，占近四分之一，榜眼、探花、会元也多是江南人士。举人到进士的比例使我们能明了学校人口中举人资格人口的文化素质，而学校人口比例高则反映了其地区文化教育水平高，江南高素质的人才兴盛，科举鼎甲连绵不断，全国其他地区无可匹敌的历史文化现象充分地说明了江南培育人才的土壤甚为肥沃，也充分表现出江南社会重教、文风兴盛才使得江南教育环境如此优越。

诗词文化

江南诗人无论数量、质量方面均占据唐代诗歌创作的重要地位。据统计整个唐代有诗作存世的江南诗人357位，占唐代诗人总数的18.5%，而江南诗人存诗数量达11346首，占了现存唐诗总数五万五千首的20.6%，超过了五分之一。唐江南籍众多诗人中，如虞世南、许敬宗、骆宾王、贺知章、包融、张旭、储光羲、戴叔伦、刘长卿、严维、钱起、权德舆、顾况、皎然、张籍、李绅、孟郊、秦系、张祜、朱庆馀、殷尧藩、施肩吾、陆龟蒙、项斯、罗隐、贯休等，都是唐诗史上的重要作家。在此基础上，江南自然“成为一个与京城并立的文化中心”。

宗教文化

江南文化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性内涵，从汉至唐代，江南因地理的相对偏远，受儒家影响要比中原晚而轻一些，在文化个性上也就比中原更自由、活跃，佛教、道教在此的流播非常迅速，进而与古老的好神巫的传统结合，产生了鲜明的宗教特质。吴越先民自古就是“信巫鬼，重淫祀”。江南水网密布，人们舟船为生，为适应水上作业的要求和威慑水中鬼怪的心理愿望，吴越先民在与水患斗争中逐渐形成敬事鬼神的信仰传统。吴、越民间信仰体系极其庞杂，有众多的地方性神祗崇拜。这些神祗涉及吴越居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五花八门，如神话人物神、自然崇拜神、历史人物神等等。隋唐时期这种信巫鬼好淫祀之状况仍然十分普遍，《隋书·地理志》载：“其俗信鬼神，好淫祀。”唐崔龟从《宣州区昭亭山梓华君神祠记》云：“吴越之俗尚鬼，民有病者不谒医而祷神。”(卷729)狄仁杰为江南安抚使时对江南“岁时尚淫祀”的风俗极为不满，强制进行大规模的移风易俗，将一千七百余所祠庙中的七百余所祠庙焚毁。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江南的这一文化传统，到了中唐贞元间，于頔为湖州、苏州市刺史，“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祠费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姬泰、伍员等三数庙存焉”，又重新废除当地众多祠庙。然而距此不到三十年的长庆三年 (823) ，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又上书朝廷，请求“去管内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见江南重鬼神的风俗与淫祠传统之根深蒂固，朝廷采取强制措施是很难改变的。

艺术文化

东晋南朝的书法、绘画、雕刻等艺术也取得杰出成就，出现了数位影响深远的艺术家。晋陵县顾恺之，倡导“以形写神”，其人物画出类拔萃，艺术手法出神入化。7苏州市陆探微的人物画造型“秀骨清像”，会稽郡张僧繇以佛寺壁画和人物写生画著称，宗炳、王微的山水画论奠定了中国绘画的理论基础。其他如刘宋的顾宝光、孔琳之、张永、范晔，南齐的王僧虔，南梁的陆果，陈时的顾野王、智永等都是杰出的书法家，六朝的陵墓石刻、佛寺石刻也展示了此时雕塑艺术的非凡成就。最典型的是金陵的“石辟邪”，它造型奇异，体形巨大，昂首阔步，神勇超迈，集天地间各种巨猛金兽之大成。体现了雕塑家的超凡杰出的想象力和中国艺术得意忘形的最高艺术境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社会风气发生很大变化，唐初魏徵《隋书·地理志》载丹阳、宣城市、毗陵县、会稽郡、会稽、杭州市、东阳等地“川泽沃行，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凄。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风俗澄清，道化隆治”。[]隋唐之际江南社会风俗已经基本完成了由尚武到崇文的转变。

建筑

江南建筑粉墙黛瓦的黑白世界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黑与白这种在绘画艺术中的两极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阴阳两界、象征天与地的色彩，被我们古人成功运用到江南建筑的主体外观上，使其成为江南建筑最为贴切的质朴外衣。有了粉墙黛瓦的缀饰，江南的山水就更加如诗如画了，毋庸讳言，这种黑白色彩在江南建筑外观上广泛整体的运用，在世界地域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江南建筑形态的形成往往是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及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江南古镇的空间形态也是如此。江南古镇建筑的形成有两种源头：其一是基于江南水乡自然环境而产生的楼阁式建筑，其二是基于传统文化中礼制的影响而形成的合院式结构。二者相互融合，并在江南人所推崇的道家犹“天人合一”的观念下形成随意、自然而又不失和谐的建筑形态。这里以青浦朱家角镇古镇为例。朱家角古镇民居，大多为一、二层的砖木结构，瓦顶房屋。为适应江南温湿多雨的气候，民居一般设有天井，穿堂后院，呈院落布局。屋面是青瓦，外墙用砖砌；屋顶、屋檐及山墙的高低，大小多有变化，形成高低错落的形体节奏。水乡的特殊地貌使建筑的整体结构产生了处处“与水为邻”的特点；建筑或是依水而建，或是与河平行，沿河居民临水设门设窗，建起大小，形态及方位皆有不同的水埠，造成了极富变化与情趣的临水空间，与桥，廊等江南建筑的典型元素一起形成丰富的空间。

丝绸

1958年，在世界丝绸文化史上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中国考古人员在0572南郊钱山漾新石器遗址的下文化层中出土了“一筐”（竹编盛器）宝贝，里面盛着已经碳化的丝线、丝带和一片没有碳化的绢片。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经过科学测定，确定绢片诞生于4700年前的良渚文化早期，是迄今为止存世最早的蚕丝织物成品。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中，蚕桑一直是江南太湖流域农民重要的生产内容和生活来源，丝绸业一直是江南手工业和商业的传统特色和经济支柱。晋朝南渡以后，江南地区的春蚕丝绸业就开始崭露头角；到唐朝，江南已经成为全国丝绸的重要产区；北宋年间，由于南方少战火，丝绸生产中心进一步南移；随宋室南渡，南京、苏州市、湖州市、杭州市、秀州、越州蚕桑丝绸业迅速发展。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鲁桑”南迁，与原有的江南桑树优势互补，培育出品质更优的“湖桑”，加上饲养技术更趋完善，蚕茧和丝绸的品质也随之大幅提高，花色品种明显增加，产品风格也有很大的创新。扬州市的白绫、常州的紧纱、杭州的白边綾等都是闻名全国的精品。江南开始成为全国名副其实春蚕丝绸生产中心。

到了元代，孛儿只斤·忽必烈在即位之初就昭告天下以农桑为本。元兵进入浙江省时已基本改变屠杀政策，浙江所受破坏程度较轻，蚕丝产区仍在发展。如桑树，元代在湖桑良种基础上，又将高干湖桑改良成矮干桑树，“叶肥嫩而营养足”。又如煮茧，更注意选水用水。在丝织印染工艺上，既继承了江南传统，又融进了蒙古族人的情趣，印金工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至元二十九年（1292）马克·波罗游至长兴在他的《游记》里写道：“当地居民温文尔雅，衣绫罗绸缎，恃工商为活。”记载了当时丝绸之乡的生活情景。

明清两代仍在农业社会中爬行，但开始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丝绸生产的商品性比重越来越大。江南得天时地利之便，海外贸易、技术进步都得到较大发展，生产出一些优秀品种，如南京的云锦、宁绸，苏州市的摹木缎，杭州市的杭罗、杭纺、花线春，湖州市的湖绉，代表了当时中国丝织的新水平。在江南，除了苏州、杭州、湖州这样的“丝绸之府”以外，一大批丝绸市镇也迅速兴起，一时有“无丝不成镇”的说法。丝业市镇以江苏省的震泽镇和浙江省的南浔古镇、乌镇、青镇、菱湖镇为代表，在新丝上市时会出现“列肆喧阗，衢路拥塞”“乡农卖丝争赴市”“一日贸易权万金”的盛况。

到清末民初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由于西方列强忙累于激烈的利益争夺而放松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以及推翻帝制后民族工业有了喘息的机会，中国工商经济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其中丝绸业又一次发挥了重大作用。据民国《中国实业志·浙江省·蚕桑》统计，在1925—1929年民国蚕桑业的全盛期时，全浙江省桑园面积约达到265.8万亩，养蚕之家近80万户，茧子年产量达136万担。春蚕业的兴旺直接推动了浙江省的丝绸业。至1930年，全国丝绸业最发达的江浙两省，各个城市拥有的铁机数，以湖州最多。据《中国实业志》记载，“浙江省丝织业集中于杭州市市及湖州市（湖州）二地”；《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上海市生丝贸易报告》说，当时“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杭州、湖州、嘉兴市三府，湖州府产量较其他两府为多”。

绣画

江南闺绣画是明清以来在嘉定区及周边地区流传的传统美术形式，专由闺阁女子以桑蚕丝绣绘文人书画。闺绣画可上溯至北宋，宋徽宗在皇家画院设绣画专科，开启以传统书画为底稿的绣绘艺术，后来渗透到富贵望族和闺阁绣房，对江南地区影响很大。闺绣画是诗、文、书、画、印相结合的艺术，与传统刺绣相比较，最大的区别是题材，闺绣画是对传统文人书画进行的二次创作。

方言

《现代汉语词典》对“江南”一词有两个解释：一是长江下游以南的地区，就是江苏省、安徽两省的南部和浙江省的北部；二是泛指长江以南。“江南”一词的两种含义可分别叫做“小江南”和“大江南”。“江”字本指长江，因此无论大江南、小江南，都在长江以南。

从方言角度来看，现代汉语里的小江南与吴方言的分布区大体重合，但后者范围要略大一些（江北稍有分布，往南延伸到浙江和赣东北）。现代汉语里的大江南与南方方言的分布区也大体重合，但后者范围要小一些，是排除了长江上游以南地区。现代汉语方言的“小江南”和“大江南”景观是汉语方言历史演变的产物，长江在阻挡北方方言南进和造成方言分化方面无疑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江南方言主要分两大语区，沿丹阳市、茅山、高淳、溧阳、广德为分界线.分界线以西为官话区，分界线以东为太湖片吴语区.两种方言在语音和词汇上变化明显，官话区更接近普通话.即使在吴语区与官话区内部，语音和词汇也存在细微差异.例如西区的镇江与南京，虽同在官话区，但由于宁镇山脉的阻隔以及文化交流方向的差异性，两地方言在语音和词汇上存有差别，其中语音差别明显一些，南京话的一些语音与安徽马鞍山市一带相似，而镇江话的一些语音类似苏北.东区不同地域的吴语间，在词汇和语音上也略有差别。

著名景点

综述

江南是小桥流水，江南是枕河人家，江南是烟雨杏花，江南是水墨田园，江南是丁香小巷，江南是江花胜火，江南是春水如蓝，江南是曲径通幽，江南是画舫轻移......这些都是江南特有的风貌，也是人们提到江南就会想到的那些具体而生动的感知。当我们把这些表层物象进行凝聚归类，应该包括三个基本的文化圈层。

第一个是古迹之遗。这里有拙政园、沧浪亭、狮子林、留园、瞻园、沈园、个园等；有西湖、瘦西湖、玄武湖、莫愁湖、秦淮河、楠溪江等；有紫金山、普陀山、莫干山等;有灵隐寺、栖霞寺、寒山寺、鸡鸣寺、宝华寺、雪窦寺、大明寺、甘露寺、国清寺等；有兰亭、鼓楼、烟雨楼、昭明太子读书台、铁琴铜剑楼、天一阁、嘉业堂等；有宝带桥、断桥、二十四桥、双桥、八字桥、白堤、苏堤等；有报恩寺塔、苏州云岩寺塔、瑞光塔、六和塔等；有衢州孔庙、孔子庙、岳飞墓、大禹陵、中山陵、徐霞客墓、米芾墓等；有上海鲁迅故居、茅盾故居、俞樾故居、唐寅故居、东林书院、杭州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西泠印社等。

第二是古镇之美。比如，周庄、同里镇、木渎镇、甪直镇、锦溪、西塘、乌镇、南浔古镇等。古镇是江南文化的核心部位和典型代表，在江南星罗棋布，比比皆是，如嵌珍珠，熠熠生辉。有人说江南有二十大名镇，有人说有十大名镇，有人说有四大名镇，但不管有多少，这些名镇都是家家临水、户户通舟的景象，到处都洋溢着鱼米之乡的温婉气质。

第三是古城之韵。江南的城市发展比较迅速，许多都是现代化发展的表率，但历史底蕴却代表着岁月的深厚，那是永不褪变的文化底色。比如，上海市、南京、杭州市、苏州、扬州市等，它们有共同的文化氛围，但同中有异，各有特色，也有海派文化、金陵文化、杭州文化、苏州文化、扬州文化等不同的地域特点，它们都是江南文化的富矿，蕴含着挖掘不尽的千年古韵。

江南园林

狮子林

狮子林位于苏州市城区东北角的园林路23号，开放面积约14亩。狮子林是苏州古典园林的代表之一，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拥有国内尚存最大的古代假山群。湖石假山出神入化，被誉为“假山王国”。

狮子林始建于元代。公元1341年，高僧天如禅师来到苏州讲经，受到弟子们拥戴。元至正二年(1342)，弟子们买地置屋为天如禅师建禅林。天如禅师因师傅中峰和尚得道于浙江西天目山狮子岩，为纪念自己的师傅，取名“师子林”，又因园内多怪石，形如狮子，亦名“狮子林”。园中最高峰为“狮子峰”，另有“含晖”、“吐月”等名峰，建筑有“立雪堂”、“卧云室”、“指柏轩”、“问梅阁”等。园内多竹，竹间结茅的方丈禅窝，建有“冰壶进”、“玉鉴池”、“小飞虹（桥）”。园建成后，当时许多诗人画家来此参禅，所作诗画列入“师子林纪胜集”。著名的画有：朱得润的《狮子林图》、倪瓒（号云林）的《狮子林横幅全景图》、徐贲的《狮子林十二景点图》。（倪瓒和徐贲的画在清代由皇家收藏，近世有延光室影印本，真迹目前下落不明）。狮子林由此名声显著，至元末明初，已成为四方学者赋诗作画的名胜之地。

拙政园

拙政园，位于苏州市，始建于明正德初年（16世纪初），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作品。拙政园与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留园一起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

拙政园是江南园林的代表，也是苏州古典园林中面积最大的古典山水园林，现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地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朝时为大弘（宏）寺。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明代弘治进士、明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后将其买下，聘著名画家、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文徵明参与设计蓝图，历时16年建成，借用晋朝文人潘岳《闲居赋》中“筑室种树，逍遥自得……灌园鬻（音：yù，<书>卖）蔬，以供朝夕之膳（馈）……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之句取园名。暗喻自己把浇园种菜作为自己（拙者）的“政”事。园建成不久，王献臣去世，其子在一夜豪赌中，把整个园子输给徐氏。400多年来，拙政园屡换园主，曾一分为三，园名各异，或为私园，或为官府，或散为民居，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才完璧合一，恢复初名“拙政园”。拙政园全园占地62亩（另三资料分别为：51950平方米、约50000平方米、52000平方米），分为东、中、西和住宅四个部分。住宅是典型的苏州民居，现布置为园林博物馆展厅。

瞻园

瞻园是南京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明清古典园林建筑群，江南四大名园之一，素有“金陵第一园”的美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初为明中山王徐达府邸之“西圃”，太平天国时期是东王府和幼西王府。相传乾隆二下江南，驻跸斯园，借苏轼“瞻望玉堂，如在天上”诗句，御赐“瞻园”匾额。园名由此而来。这里林茂水秀，环境清幽，绿地回廊、亭台水榭，是秦淮河畔一颗璀璨的明珠。

瞻园景区由瞻园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两部分组成。瞻园堂宇阔深，园沼秀异，尤以湖石驰名遐迩，其中以宋徽宗“花石纲”夙负盛名，有金陵第一园美誉，与上海市豫园、苏州市拙政园等并列江南五大名园。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是全国唯一的太平天国专题博物馆，是太平天国资料收藏、文物陈列的中心。

瞻园在金陵新四十景中，题为“瞻园觅秀”，园内以“叠石为胜”，名石甚多。当然，有石就有池。瞻园可谓“一拳代山，一勺代水”，情景交融，宛如天成。

寄畅园

寄畅园，位于今无锡市惠山寺北。明正德、嘉靖年间，南京兵部尚书秦金购寺舍辟为别墅，名“凤谷行窝”。明万历十九年（1591），湖广巡抚秦燿拓建祖园，更名“寄畅园”。清康熙年间，秦氏后人秦德藻偕其子秦松龄延请华亭叠石名家张南垣及侄张鉽，延山引水，平冈小陂，筑“八音涧”，奠定寄畅园今日之景观格局。

寄畅园是江南著名的山麓别墅式古典园林。园内有江南奇石“介如峰”及知鱼槛、七星桥、八音涧、九狮台、鹤步滩等著名景点。全园气机贯通，山水相间，充满雅致。

留园

留园为中国大型古典私家园林，占地面积23300平方米，代表清代风格，园以建筑艺术精湛著称，厅堂宏敞华丽，庭院富有变化，太湖石以冠云峰为最，有“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趣”。园于明代万历年间（1593年）由太仆寺少卿徐泰时始建。清嘉庆初（1798年），留园为苏州市洞庭东山刘恕所有，名寒碧庄。同治十二年（1873），园林部分为常州盛康购得，改名留园。1953年苏州市人民政府拨款整修留园，于年底竣工。1961年被国务院首批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同时公布的北京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苏州拙政园一起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1991年修缮义庄、聂氏宗祠。1997年12月，作为苏州古典园林典型例证，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留园与拙政园、网师园、环秀山庄共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998改建西南部为苏州园林档案馆。1997年12月，作为苏州市古典园林典型例证，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留园与拙政园、网师园、环秀山庄共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江南名楼

滕王阁

滕王阁始建于公元7世纪中叶的初唐，最初是为了满足当时王侯贵族宴请和迎送太子宾客的需要。滕王阁屡毁屡建，现在的滕王阁重建于20世纪80年代，是依据古建筑大师梁思成所绘仿宋式《滕王阁重建计划草图》重新设计、组织施工的。楼阁采用“明三暗七”型制的建筑风格，外观上看只有三层带回廊建筑，其实阁内共七层，再加上两层基座，一共九层。

岳阳楼

岳阳楼是木质结构，楼顶形似古代将军头盔，别具特色的如意斗拱互相托举支撑起楼顶，儒雅与威武并具。走进楼内，可以看到4根朱红色楠木立柱直贯楼顶，承载着整座楼阁的大部分重量。讲解员肖湘蓉介绍，岳阳楼始建于东汉末年，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原为三国孙吴大将鲁肃的阅军楼，慢慢演变成观景楼。现在的岳阳楼重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盔顶古建筑，整座楼阁没有地基、没有横梁、没有铁钉，枋、柱、檩、椽全以榫卯结构组合。1983年落架大修，四万多个木构件被拆解编号重装，现有楼阁大部分是古代原件或原件修补翻新而成。

黄鹤楼

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是作为一座军事堡垒。如今的建筑基本上是按照清代形制仿造，相较之前更为壮阔。黄鹤楼共有五层，看上去巍峨稳固，雄浑大气。层层飞檐，似展翅欲飞的鹤翼。登楼可览大江奔涌、两江交汇和三镇景色。

江南古镇

枫泾古镇

上海市市金山区的枫泾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早在南北朝梁天监元年（502年）已有村落雏形。因这里形似荷叶，遍植荷花，故称“荷叶地”“芙蓉镇”。后因地处白牛荡，改称“白牛村”。北宋时，村中有进士陈舜俞为官清正，乡民敬其清风亮节为乡梓增辉，遂将“白牛村”更名为“清风泾”；口耳相传间，又渐次简化为“风泾”。至明末，“风泾”因谐音演变为“枫泾”，沿用至今。

水墨人家，白墙黛瓦，枕河而居，林木荫翳，清流如带。“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蜿蜒水巷似条条翡翠珠链，轻垂于古镇历史颈项，串联起座座如钩似月的石板小桥。清风桥、竹行桥、北丰桥，犹如一枚枚坚实的印章，在岁月深处留下印记，早已与水乡人家浑然一体。它们以水为街、以岸为市，恰应了“双桥美名远播，枫泾三桥丽景无双”之说。漫步沿岸长廊，触目皆景，移步换景，宛如徐徐展开的皇皇巨著，渐行渐近，愈近愈丰，渐入古镇浩瀚深邃的文化长卷。

同里古镇

同里古镇属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区，宋代建镇。镇区内始建于明清两代的花园、寺观、宅第和名人故居众多，“川”字形的15条小河把古镇区分隔成七个小岛，而49座古桥又将其连成一体，以“小桥、流水、人家”著称。

同里的历史可追溯到距今五六千年前的”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即有先民在此刀耕火种、生息繁衍。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这里成为孙吴最富庶的地方，故原名”富土“。

周庄古镇

周庄古镇是世界文化遗产预选地、首批国家5A级旅游景区，位于苏州市东南，位于小昆山、吴江区、上海三地交界处。

周庄古镇四面环水，因河成镇，依水成街，以街为市。井字型河道上完好保存着14座建于元、明、清各代的古石桥。800多户原住民枕河而居，60%以上的民居依旧保存着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

周庄古镇主要景点有富安桥、双桥、沈厅等。

周庄古镇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湿润，日照充足，无霜期长，境内山环水绕，水源丰盛，植被葱郁。

主要景点：双桥、沈厅、张厅、富安桥、全福寺、迷楼、周庄舫、澄虚道院、财神居、周庄图书馆。

乌镇

乌镇位于浙江省省桐乡市北端，地处富饶的杭嘉湖平原中心。历史上曾是两省（浙江、江苏）、三府（嘉兴市、湖州、苏州）、七县（桐乡、石门、秀水、乌程、归安、吴江区、太湖）错壤之地。陆上交通有县级公路姚震线贯穿镇区，经姚震公路可与省道盐湖公路、国道320公路、318公路、沪杭高速公路、申嘉湖高速公路、乍嘉苏高速公路相衔接。乌镇距桐乡市区13公里，距周围嘉兴、湖州、吴江三市分别为27公里、45公里和60公里，距杭州、苏州均为80公里，距上海140公里。镇域面积79平方公里，建城区面积2.5平方公里。

乌镇作为中国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十大魅力名镇、全国环境优美乡镇，素有“中国最后的枕水人家”之誉。2023年，乌镇乌村荣获“2022乡村旅游振兴标杆项”奖项，2022年“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名录”，乌镇景区成为浙江省唯一上榜名单的景区，成功入选“非遗旅游景区”之列，2022年乌镇景区上榜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公示名单。

宏村

宏村位于安徽省黟县东北部, 村落面积19.11公顷，宏村始建于南宋绍熙年间。背倚黄山余脉羊栈岭、雷岗山等，地势较高，被誉为“中国画里的乡村”。宏村位于黄山西南麓，黟城之北，，是世界文化遗产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5A级景区、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历史文化名村、2008年中国奥组委向全世界推介的8大名片之一。宏村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全村现存明清古民居137幢，独特的牛形村落原型、举世无双的人工古水系、精良的建筑艺术和美轮美奂的山水田园，构成了皖南古村落特有的景观风貌，素有“中国画里乡村”之美誉。2000年11月30日，宏村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人类古老文明的见证，传统建筑的典型作品，人和自然结合的光辉典范”,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人类的瑰宝。2011年5月19日被国家旅游局评委5A级旅游景区。

高淳老街

高淳老街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淳溪古镇的西南部，是淳溪古镇最重要的中心街区，明清时期的县衙即设于此。老街紧临官溪河而建。官溪河是淳溪街道的主河道，东连固城湖、胥河；西连运粮河、石臼湖和丹阳湖，既是沟通太湖和长江水系的重要水道，又是苏南与皖南进行大宗物资交易的集散地和经济命脉。

高淳老街是一个纵横相交、完整分布的临河型街区。它由中山大街（老街）、河滨街、当铺巷、陈家巷、傅家巷、徐家巷、井巷、王家巷、小巷、江南圣地、官溪路等11条街巷共同组成，以纵贯区内的老街命名，总面积约7.6公顷。老街在明清时称作“正仪街”。民国改元后，改称“中山大街”。以后几经改名，现在仍名“中山大街”，不过，当地人习惯称为“老街”或“一字街”。此街在明清时期全长达1135米，现在保留下来可供参观的部分约为800米。老街街面宽3.5米左右，两边用青灰石纵向铺设，中间用胭脂石横向排列，整齐美观，色调和谐。高淳老街分布着成片的明清建筑群，这些古建筑傍水而列，粉墙青瓦、飞檐翘角，配上精美的砖木石雕和传统的书法牌匾，古朴典雅，被中外学者和游客誉为“东方文明之缩影”、“古建筑的艺术宝库”。其中规模大、特点鲜明的有吴家聂氏宗祠、杨厅、关王庙等。另外，建于明代的襟湖桥、乾隆时期的古井等也是老街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塘古镇

2001年7月西塘古镇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清单。2003年11月，被建设部确认为”首批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2003年12月，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2003年度世界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2006年12月15日，入选国家文物局最新公布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设目录；先后获得“最具水乡魅力影视基地”、“中国十佳古镇”等荣誉称号；2017年2月被评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

西塘地理位置优越，地处江浙沪三省市交界处，属于浙江省省嘉善县县，东距上海90公里,南距嘉善县城9公里，南接320国道和沪杭甬高速公路，北接318国道，申嘉湖高速穿境而过。

屯溪老街

屯溪老街位于黄山市内新安江北侧，全长1272米，精华部分853米。街巷由不同年代建成的300余幢徽派建筑构成，呈鱼骨架状分布。老街始建于南宋，马头檐，小青瓦，白粉墙，楼阁玲珑，青石铺路，充分体现了南宋和明清时期徽派建筑的风格。街两旁传统老字号店铺林立，市井古风犹存，被称为“现代的宋城”“流动的清明上河图”，是中国保存最完整、最具有南宋和明清建筑风格的古代街市，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地方特产

工艺

乌篷船

在水乡绍兴，乌篷船曾以其便利性成为广受欢迎的交通工具，船体细长轻盈，头尾尖尖，其上覆盖着半圆形船篷，有时还沁出船篷原材料的淡淡清香。这些船篷乌黑透亮，根据船身长度，有三至十一扇不等，部分还能开合移动，这样晴可见山水、阴可避风雨。

坊间相传，乌篷船的“乌”缘起于一场战争。据说公元前478年，笠泽江畔吴越开战在即。范蠡便献上一计，建议夜潜渡江。为隐蔽行船，越国军队寻来烟煤粉和桐油将船全涂抹成黑色。夜幕之下，乌漆漆的木船载着卧薪尝胆的越甲悄悄逼近，最终赢得胜利。许是古越先民崇尚黑色的缘故，这涂黑木船的做法便流传了下来，又许是因为在绍兴方言里，“黑”又作“乌”，于是就渐渐演变成了乌篷船。

徽墨

徽墨是中国传统制墨技艺中的珍品，也是闻名中外的“文房四宝”之一，徽墨是以松烟、桐油烟、漆烟、胶为主要原料，配以麝香、冰片、金箔、凤眼珍珠等10余种名贵材料制成的，是一种主要供传统书法绘画使用的颜料。具有质坚如玉、落纸如漆、色泽黑润、历久不褪等特点。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油纸伞

油纸伞晴时遮阳，阴时挡雨，伞面雅致，伞骨坚韧，如江南女子，如江南雅仕，承载了江南的柔情侠骨。文人雅士会在伞面上题诗作画，或工笔，或写意，或清雅，或绚丽，抒写着江南的楚楚风情。油纸伞除了遮风挡雨，还蕴含了吉祥的寓意，谐音“有子生”寓意多子多福，用竹子制作的伞柄节节分明，代表着步步高升，伞形为圆，自是寓意团圆平安，幸福美满，许仙和白娘子的爱情佳话，便是定情于一把雨伞中。

苏绣

苏绣，源自江南水乡苏州的千年技艺，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以其细腻的针法、丰富的色彩和栩栩如生的图案闻名于世。从宫廷御用的奢华绣品到现代艺术的创新表达，苏绣始终展现着其独特的魅力。它不仅是一种传统手工艺，更是江南文化的缩影，把将江南的柔美与匠人的智慧完美融合，逼真生动的工艺描绘出苏绣的万千世界。

青花瓷

青花瓷又称白地青花瓷，常简称青花，是中华陶瓷烧制工艺的珍品。青花瓷为中国瓷器的主流品种之一，元代开始流行到清代，康熙时期发展到了顶峰。青花瓷是中国历代文人墨客推崇的艺术品之一，书画家们也尝试着在各种形状各异的素坯上进行书画创作。

宣纸

宣纸产于宣城市泾县，因泾县在唐代时隶属宣州管辖而得名。宣纸选用安徽省泾县境内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和沙田稻草，并配以独特的山涧泉水按照传统的工艺，独特的配方在严密的技术监督下手工生产，从原料采集到制成成纸需经108道工序，历时3年左右。2009年，宣纸传统制作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南京云锦

南京云锦是中国传统的丝制工艺品，因其材质“金纱翠羽”、色泽“灿若云霞”而得名。南京云锦的织造过程浓缩了中国丝织工艺的历史、文化和技艺，是中国织锦工艺的“活化石”。2009年，“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金陵折扇

金陵折扇，中国南京地区传统手工艺品，是一种用竹木做扇骨，韧纸或绫绢做扇面的能折叠的扇子。其用时须撒开，成半规形，聚头散尾；收拢呈线形，可收于袖间，既是传统祛暑纳凉的实用品，又是艺术欣赏品。主要品种包括竹制折扇、木制折扇、绢宫扇等。2009年，成功被列入《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饮食

小笼包

小笼包，别称小笼馒头，在苏南、上海、浙江一带习惯叫做小笼馒头，四川省叫做小笼包子，武汉叫做蒸包，一个蒸笼里有10个包子，10个包子为一笼，它源于北宋京城开封的灌汤包，南宋时在江南承传、发展和演变而成。小笼包是常州、无锡、苏州、南京、上海、杭州、宁波、嘉兴等长江以南地区著名的江南传统小吃。

清代爱新觉罗·旻宁年间，在今江苏常州出现了现代形式的小笼包，并在各地都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如常州味鲜，无锡味甜，苏州味美，但都具有皮薄卤足、鲜香美味等共同特点，并在开封市、天津市等地也得到了传扬。

青团

青团是江南一带清明节食用的糕点，作为江南人家民间小食，各色各样的青团走进成都市大大小小的商场和超市，除了陈列的各类传统口味青团外，还能看到诸如芝士芋泥、马兰头香干、小炒黄牛肉、鳄梨、巧克力等新口味的青团。

大闸蟹

在无数江南人特别是苏州人的心中，中华绒螯蟹早已超越了一道简单食材的范畴，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生活仪式，甚至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乡愁。苏州作为江南水乡的典型代表，与螃蟹的渊源颇深。从古至今，无论是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又或是市井百姓的日常对话，都离不开“蟹”的身影。南宋诗人陆游便有“团脐磊落吴江蟹”的诗句，足见苏州蟹早已声名远扬。这道美食既体现了苏州人对“六月黄”的情有独钟，又是江南饮食文化中“以鲜攻暑”生活智慧的生动诠释。